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国际社会也对此展开了越来越密集的观察和研究。他们由此而提出的评论，有些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误解和曲解，是负面的，但也有许多是正面的，是反映事情的真相和本质的。全面了解这些评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有益的。本文展示了国外在六个热点问题上所作的评论。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国情、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包括吸取和借鉴当代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正是这一点，被有些国外评论曲解、误解成是在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但也有许多国外的评论澄清了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是非：法国学者托尼·安德列阿尼在2005年第1期法国《思想》杂志上发表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属社会主义性质。其理由一是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的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发挥着领导作用，土地仍然实行国家所有制，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鼓励；三是中国仍然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四是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发展，而这种文明又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英国作家威尔·赫顿在2004年5月9日英国《卫报》上发表的《伟大的中国商城》一文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一个新的经济模型，它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但又受到国家的指导，而国家时刻牢记必须提高数以亿计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的《论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中说，在社会主义处于深刻危机和战略撤退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被撤出历史舞台的危险，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自由派的‘历史末日’的模式”，“它既保持了继承性，又总结了全球化条件下进行政治改革和开放的新经验”。德国学者罗尔夫·贝特霍尔德在2003年5月14日德国《我们的时代》周刊上发表的《中国2003——迈向社会主义道路》中说，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其无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南北之间的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等，因此，国际社会越来越期望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国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适应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把在公有制上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改变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大搞私有化这个事实，受到国际社会的热烈关注。英国记者亚历山大·尼科尔在1993年5月24日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之路举世无双》中说：“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试图对亏损的国有工业实行私有化，而是扶植了非国有工业”。联合国《1993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认为这表明“尽管财富积累似乎是企业家的动力，但（中国的）事实说明创业精神与私人拥有权并无必然的联系”。保加利亚经济学家杨科夫在1995年9月6日的罗马尼亚《经济论坛》上发表文章指出：“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改革的主要优势是它成功地维持和发展了国有企业并使之适应市场机制，从而避免了东欧国家往往以私有化为借口将国有财产据为己有并因此导致社会混乱的悲剧。中国奇迹使那些关于共产主义体制与提高经济效益相互矛盾之类的说法不攻自破”。法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吉勒·吉厄在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后，在2003年10月的香港《南华早报》上撰文指出，过去20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非国有部分的企业，但在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并非国有经济私有化的结果，而是私有部门经济较快发展所致。中国私有经济与其说是国有企业形式的改变，不如说是以私有公司（或是将公私财产融为一体的混合企业）的形式组建了新的经济实体。

　　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宏观调控

　　1994年9月7日，《匈牙利新闻报》在对比了匈牙利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不同道路之后指出，与1989年东欧剧变时相比，现在匈牙利离目标更远了，其原因是轻易地摧毁了旧的机制，此后却没能建立起更好的、更健康的架构来代替它。中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没有迅速摧毁需要改造的社会主义结构并立刻实行市场经济，而是在相对保持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同时，逐步确立市场经济。这样，中国经济就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增长，生活水平比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提高得更快。哈萨克斯坦著名社会活动家苏雷门诺夫在1999年4月就指出，从中国的经验中可以得出一个有益的结论：改革应该而且必须建立在周密的计划之上，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监督之下进行。任何削减计划和监督的企图都将导致混乱和破坏。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在对比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道路带来了不同结果的基础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只依靠市场力量，还要重视政府政策手段的调控作用。这个报告的总协调官司德特革夫·科特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中国不是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来发展经济，而是重视政策手段与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巴拉赫塔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在1993年8月的俄罗斯《生意人》日报和1994年4月的俄罗斯《真理报》上先后发表文章，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概括为：第一，国民经济尽管是多种成分的，但大型企业和关键部门仍掌握在国家手中；第二，决定性因素的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不更换招牌，才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平静地和未经动荡地进入了文明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