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道路”在中国的发展“奇迹”中引起世人热议，有肯定，也有否定；有片面，也不乏全面，呈现出多种思考和议论。面对这些，我们需要从本质上揭示“中国道路”演化的系统性与必然性，在历史纵向发展中(从时间维度)认识“中国道路”强大而内在的生命力，在国际横向比较中(从空间维度)认识“中国道路”演化的艰巨性与优越性，进而获知“中国道路”内在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本文着重从辩证思维视角把“中国道路”放在一个时空中、一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框架或范式里，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对“中国道路”作一解读。

　　关 键 词：辩证思维；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模式

　　作者简介：贺新元(1970-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道路自信”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梦”，实质上都是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就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的命题受到世人的热议，有肯定，也有否定；有片面，也不乏全面，呈现出多种思考和议论，甚至还出现借议“中国道路”来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攻击中华民族复兴的种种错误论断，炮制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前景不确定论”等等。面对这些，我们需要从本质上揭示“中国道路”演化的系统性与必然性，在历史的纵向发展中(从时间维度)认识“中国道路”强大而内在的生命力，在国际横向比较中(从空间维度)认识“中国道路”演化的艰巨性与优越性，进而获知“中国道路”内在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对于“中国道路”，历史已作答，人民已选择。理论证明不能替代历史证明，历史证明则需要逻辑分析，而逻辑分析要靠历史生活来验证。

　　一、“中国道路”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辩证统一

　　历史是人的历史，逻辑是人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思维及能力，逻辑来自历史，历史是逻辑的实践体现与现实展开。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灵魂，是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恩格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对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予以高度重视。他说：“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①同理，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形成与发展的“中国道路”，其上面覆盖着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因此，按照上引恩格斯的话来理解，“中国道路”必然伴有历史与逻辑发展的高度一致，但要洞察其中的本质规定性，必须要搞清楚“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始于哪里？目前，学界有不同观点，大致可归纳为四种：第一种观点是把历史起点定格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道路”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种观点是把历史起点定位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认为“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之路；第三种观点则是把历史起点定位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认为“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之路；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就是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其历史起点应该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何来复兴？是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开始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与剥削的对象，进入百年屈辱阶段。笔者认为，前三种观点看似都有道理，但缺乏对历史纵深和国际地缘变化的把握，从而有盲人摸象之嫌。第四种观点则体现了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统一，这也是笔者完全认同的。

　　“中国道路”是一个时空概念，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探索、生成、演化、延伸的。这里的“一定的时间”是指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一定的空间”不仅仅是指地理空间，主要是指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相遭遇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在时间上，“中国道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空间上，“中国道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因此，“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应定位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主要理由如下：从外部而论，在西方资本主义以先进工业文明为武器的全球殖民扩张中，在西方人眼里，丰饶的“东方帝国”自然成为其扩张的一个主要对象，1840年便成为中国与西方空间上的遭遇在时间上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正面深度“接触”的关键性一步，尽管这一步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展开的。从内部而论，数千年的封建中央王朝和周边藩属国之间的这种“华夷秩序”或“天朝礼治体系”下，从来没有出现一个能完全与中国相抗衡或相对称的国家力量。据统计，清王朝在1820年的GDP还占据着世界总量的近1/3。但是，自缚于“天下唯我独尊”之茧的清王朝，无视外部世界发生的深刻变革，依然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天朝帝国”的“天花板”之下，致使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都相继落后于西方，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才在“洋人”的重击之下慢慢睁开朦胧的双眼，看到的却是一幅满目疮痍的景象：中国开始逐渐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内外结合而论，1840年鸦片战争成为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分水岭。中国的古老体制和传统农业文明在西方新老列强以及新崛起的日本的冲击下慢慢解体和转型。自此，中华民族在水深火热中经受着封建主义煎熬的同时，相继遭受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启了一条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句话既为“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是1840年做了权威注解，又点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所当然成为“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是一种理论或思想起始的范畴，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表现。一般情况下，它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其一，此逻辑起点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的规定；其二，此逻辑起点是构成该理论或思想的研究对象之基本单位；其三，此逻辑起点的内涵贯穿于该理论或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其四，此逻辑起点的范畴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由此观之，“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就应该属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道路”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的规定，是“中国道路”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概念，贯穿于“中国道路”发展的全过程，也只有借助于此基本范畴才能更好地理解与研究“中国道路”的必然性、客观性与完整性。这与1840年鸦片战争这一“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完全统一对应起来。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历史的起点同时也是逻辑的起点。对此，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②

　　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统一的“中国道路”是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前途光明，过程曲折。从进入20世纪后，中华民族在一次次失败中吸取教训、借鉴经验，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是由各路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奋勇探索，由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走出来的一条光明大道。

　　按照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为标准，走过173年的“中国道路”可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和四个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即为第一时段，是从1840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80年，主要是各路仁人志士为探求救亡图存而作出的各种尝试与努力，虽然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挫折，但这些尝试与努力没有白费，对“道路”进行了不断试错式的探索，尽管这种方式付出了血与生命的极大代价，却换来了对“道路”的深刻认识和对正确道路的选择。这条道路就是那些仁人志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第二个历史阶段是由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开始，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引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这一历史阶段可分为三个时段，即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这三个时段最终孕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就是行进在这四个时段合成的两个历史阶段中，第一个历史阶段是比较，是试错；第二个历史阶段是选择，是展开。前者是基础，是前提；后者是开花，是结果，即开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花，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果。

　　第一个历史阶段的近百年历史，实际上就是一幅中国各路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断抗争、救亡图存的斗争图景。在此图景里，一面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侵略战争，西方列强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封建统治者不断签订的割地、赔款以及部分主权沦丧的不平等条约；另一面是中国经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的“自强”和抗争运动。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不同的阶级和政治力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提出并实践着各式各样“主义”下的救国方案，有旧式的农民起义、有封建贵族内部的改良、有民族资本主义的改良、有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然而，这些“主义”与“运动”都未能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况中解救出来。对此，毛泽东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③这一次次的抗争与失败教育了人民：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改良运动和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都不可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怎么办？中华民族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历史和人民在经过近百年血与火的奋争后，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主义”与“运动”以及领导者和依靠力量。这个“主义”就是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运动”就是社会主义运动、阶级斗争，领导者就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力量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从此，“中国道路”进入第二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了历史性的变化。

　　第二个历史阶段的近百年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这幅画卷中，一面是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中走出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复又于1929年陷入全球经济危机，为转移国内经济危机继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催生了全球民族解放运动浪潮；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独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西方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如“马歇尔计划”、和平演变等来围堵、遏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内外因素的发酵，苏联解体了、东欧剧变了，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一面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土地改革，在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获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这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

　　从仿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结合国情改造苏联模式为我所用，从国民经济的恢复到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成，从“三面红旗”到“文化大革命”，从遭遇西方封锁到重返联合国，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了成就、经历了曲折、留下了教训、积累了经验，进而从正反两方面为中国能够成功走出一条“新路”奠定了一定的物质与思想基础。这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使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如何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使党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成功地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主要表现在：在对建设社会主义路径的认识上，从解放思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在对经济体制的认识上，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上，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上，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位一体”到“五位一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上，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凝聚力量统一思想上，从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到1992年南方谈话再到习近平2012年南方考察；在经济成就上，从1978年GDP总量世界排名第15位到2010年跃居第二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演化上，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十三大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十六大宣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十七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一条道路”和“一个理论体系”，再到十八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和“一个制度”统一起来，并要求全党应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个个历史事件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④。这就是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可以说，没有第一个历史阶段的探索，也就很难有历史与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或者至少还得在黑暗中继续摸索很长时间。

　　总之，自1840年以来，救国寻路，民族复兴，是中国的基本政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