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开始具备雏形，但这条道路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胳，对于我们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社会主义道路；源流；一脉相承

　　作者简介：张玉瑜(1952-)，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邓小平在论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多次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历史“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7页。）。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就已开始具备雏形。

　　人们的认识往往是这样的：一个事物成熟之后，无论是思想理论观点、历史文化，还是科技发明，往往要去追根溯源，研究它的演变进程。运用这种思维方法，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胳。

　　一

　　依据上述追根溯源的思维方法，我们不能不将这一历史源头首先推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历史抉择。

　　中国革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之日起就早已明确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然而，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落后的农业国，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要经历一个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尽相同的特殊阶段。早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毛泽东就开始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要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迈向社会主义，即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问题，是毛泽东建国前后思考和实践的重心，其直接结果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构想。薄一波在其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31页。）这一论断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这不仅表现在党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新中国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中。

　　然而，当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获得巩固，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正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毛泽东就不能不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要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那就必须将社会主义革命暂时搁置起来；要么立即搞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必须放弃新民主主义。历史告诉人们，毛泽东驾驭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不失时机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做出了放弃新民主主义的选择，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

　　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曾经指导了我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实践，这个实践已经成为历史。而且，历史已经做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实行两个革命阶段的转换，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开拓，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在于：

　　第一，社会主义的选择是由当时的社会性质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社会的性质。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无论是建国初期还是195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始终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性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了最终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的选择也取决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个民族的发展根源于该民族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任何一个民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处在国际交往中。当国际上有多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时，先进的社会形态对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民族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并为它提供了“历史的启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1页。）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选择的理论指导。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2页。）因此，经济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社会主义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民主革命后，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选择的理论为指导，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历史走向，在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所作出的正确选择，是伟大的历史性的选择。反之，倘若我们党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始终徘徊于社会主义大门之外，“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也就会成为一大问题。因此，这一历史性抉择，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起了开拓性的作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源头可以从这里算起。

　　如果从开始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自己的路，这一源头可以追溯到党的八大前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之源，可以确定为中共八大前后，理由是这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八大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实际上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主要任务的思想。事实上，八大的许多思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不少相似之处。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的探索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探索新道路的前奏曲（注：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新增订本），第672页。）。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全方位、多侧面的。建国之初，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模式。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端开始暴露出来。鉴于苏联历史经验，从《论十大关系》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意识也异常明显。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讲：我们实际上从《论十大关系》开始有了自己的建设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照搬苏联经验（不是全部），经过一段建设实践，特别是苏联模式弊端暴露出来之后，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是从1956年开始的。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思想具有非常宝贵的理论价值。尽管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没能付诸实施，有的没有一贯坚持，但瑕不掩瑜。他在探索中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无庸置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不失时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党的八大以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是进行了相当多的探索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这些艰辛的探索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基础，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先导。

　　二

　　毛泽东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落后的东方大国通过和平途径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性课题，开创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开拓，使我国初步奠定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然而，由于国内外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得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倍增艰辛，也影响了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认识。尤其是晚年的毛泽东，违背了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至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

　　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重任落到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的肩上。邓小平同志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也决定了他的全部理论创造活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进行的，他所创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许多重要内容都可以直接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关原理中，找到理论上的渊源。

　　1980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刚刚开始起草时，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恢复、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也是他创立新的理论的最初思路。这一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决议》在初步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59-60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的基础上，从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入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资源相对比较贫乏、人民文化素质相对比较低下的国度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基本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了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当然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可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20年来，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

　　邓小平不愧是20世纪以来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他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他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又能放眼未来，高瞻远瞩地构思和设计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发展战略，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中国实际及时代特点的宏伟蓝图。他领导中国人民在20世纪的前进道路上，经历了第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成功地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

　　党的十三大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政治形势剧变。一些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出现了混乱，“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都有。在这种情况下，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这一历史责任落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身上。

　　我们党从七大以来一直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要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科学地认识和判断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江泽民同志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1991年7月，他在庆祝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系统地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特别指出：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注：《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768页。）。这样，不仅初步明确了邓小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者的地位，而且初步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等重要的思想观点，基本完成了他的理论创新活动。同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我通过学习邓小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对于小平同志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和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于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江泽民同志上述两次讲话，不仅为十四大正式明确邓小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者的地位打下了基础，而且为十四大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定义中，明确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十四大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5年之后，党的十五大基本上沿用了十四大的这一论断，只是将其中“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句话作了一点扩充，变成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这当然是更加完善了。

　　这一论断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从理论与实践上划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阶段，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历史延续性和创造性；而且揭示了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统一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