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服”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体现粉一种强烈的集体认同,它对于强化一个国家的凝取力有,极其盆要的潜移默化作用。而且在国际交往中。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标识,而且是一种自信表达，并传播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及意识形态内涵。理应视为国家文化战略的一个贡要组成部分。更为孟要的是，“国服”作为服装,应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之中,除重大政治活动外,它也在日常的仪式中发挥其作用,使人更为贴近地感受到某种国家认同和集体意识。中国服饰文化源远流长,特点鲜明,可为中国“国服”的服制建设提供深厚的历史积淀,但当代国服服制的建设不能简单搬用历史上的某些样式,而应结合历史与当代的文化条件及服装生产方式，创造出既有民族特点又具当代性的国服来。

　　【摘要】本文以国服为论,阐述国服的观念及其发展和保护时策。首先,在总结历来国服的呼吁和讨论结果的墓础上,分析兴衰的原因,认为国服的确立和推行需要基于一种肤认的前提。其次,就国服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涌进行必要的归纳和演绎,提出倡导国服之举作为提升百姓日用之学的一种理性思考在当代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最后,指出持续性和生态化保护国服文化,必须重视国民教育,同时结合规章和程式并应渗透在民本民俗的传承之中。

　　【关健词】国服;理论;策略

　　中国人着装,历来讲究颇多。自传说时代起,就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之说法,商周及后,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律例”、“典章”,或“车服志”、“舆服志”等各式法制条文和律令规定服装的穿着。服饰历史辗转嫂移,式样之多令人目不暇接。近现代之交,作为融汇“中体西用”思想背景和新时代使命下的一种文化选择,国之服装取向之争,遂成为民族自觉的一个旗号[1],印记在中国人的思想之维。国服论,既是称贺于时逢盛世重振中的国服之幸,也是对国服式微境遇下的一种悲枪筋咏。籍此之情态,我们就国服问题,尝试理论层面的商榷。国服论,前提是国服已经存在,所以有论。国服在先,然后人们将其作为讨论的对象,可以论史、论争、论证、论辩、论说、论述、论断、论理、论因、论策等,本文针对时弊,论因,论象,论策。

　　一、前提的默认

　　当下国服呈式微态,因为在一般概念上的中山装、旗袍的情形,还未能与国服这一国家着装形象相匹配地被树立、被确认、被常态地使用着,尤其在应照了现实生活中旗袍的某些穿着场合之后,证言法度荡然。所以,原来心系国服的人大都会因此而忿然作色。如果长期像这样还不能让无动于衷者觉悟到有树国服尊严之必须,那么,国服不走向式微反倒是件怪事了。

　　问题在于,为什么长期关于旗袍的讨论没能使旗袍成为被广泛认同的国服中的女装。回顾近二十多年来针对旗袍国服论的“是”与“否”之反复纠缠和争议后发现,其中的症结之一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国服之前就已经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理论瓶颈。理论是由实践对象发生的一系列推测、演绎、抽象或综合的概念、原理、结论等,对象的既定性和固有概念愈确定,理论的再演绎空间就越小,如同梅兰竹菊的品格认知及其概念的既定性很难被更改一样,旗袍由于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也同样难以从根本上进行颠覆,以致反对旗袍国服论者一再强调:旗袍出于旗人而非汉人!理论的对象一旦被事先限定、被具体化了,理论必定产生瓶颈,而国服恰恰是一个比较抽象需要演绎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在特定理论下的物化对象,如果国服的理论不具有国服本身可演绎的空间,便难以指导具体的国服实践,其结果必定是狭隘的。其二,在中国人观念中,传统的“夷夏之辨”可能一直还在心底作祟。“夷夏之辨”源于春秋战国时部族间文明度之高低的判定之争,千百年过去了,尽管世事更迭不断,但“夷夏之辨”的残痕似乎还没能从人们的思想深处消失。“夷夏之辨”又分为“夷夏之别”和“用夏变夷”两种理论主张。前者在于强化夷、夏之不同,后者即以传播推行中原文教风习的方式使四夷接受中原文物衣冠、礼仪制度,以将其同化。今天以旗袍出自旗人为由的批评,实乃“夷夏之辨”思想之孑遗,不足取。国服理论需要在尊重各民族传统的前提下摒弃“夷夏之辨”的文化本位主义,采取并保持更为宽泛的认同标淮,并在国服理论下实现相对一致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的国服计划。

　　因此,国服的确立和推行需要基于一种默认的前提,即默认国服的确实存在及其必要性,在为推行国服而努力的姿态上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我们可以分析国服是什么,具备什么条件的服装可称得上是国服,如何设计等等问题,但不能从一开始就选定某一款式讨论其“是”与“非”,以免陷入永无休止的言语争议。这种默认也是本题讨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