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7年,“软实力”概念的首创人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就曾明确指出:“‘中国崛起’堪属用词不当,‘中国复兴’更为准确。”很简单,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就曾是一个东亚乃至世界上的大国,国力强盛无伦,历史悠久连贯,文化博大精深。因此,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是“崛起”而是“复兴”的问题。

　　“复兴”往往就意味着恢复曾经有过的、特别是一度辉煌过的某种东西。古代中国的服饰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灿烂辉煌,令人叹为观止,古代中国就曾被称为是“衣冠上国”。由此而言,国服的复兴有可能成为奈所说的“中国复兴”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1997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准确地预见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他提出:有些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初期往往是以“西方化”促进现代化,后期则往往是用已取得的现代化成就促进“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其动力就是这些国家因国力强大而导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增强,进而导致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回归。他认为最典型、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日本,而中国则已经开始走向了本土文化复兴的道路。

　　十年之后的今天,当中国人为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就要挤入世界前三甲并直言不讳地讨论“中国崛起”时,方兴未艾的读经热、国学热、孔子热、祭祀热、传统节日热、传统礼仪热、中华纪年热等现象和话题,验证了亨廷顿的预言和判断,表明中国本土文化复兴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既内在又普遍的心理诉求和基本共识。重穿国服则因其直观性、简易性、大众性而成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马前卒和急先锋,或说成为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畅快表达,正如《国语》上所说:“夫服,心之文也。”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还有个观点,即日益深入发展的全球化迫使每个人不断追寻“我是谁”的问题。因为全球化不可能消除相反却容易凸现人们基于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而这种认同往往来自与他者的辨异。毫无疑问,穿着具有自身民族传统特色的服装,成为标志自身民族属性即“我是谁”从而表明“我不是谁”的最简易的途径。正如著名影星成龙所说:“在国外一些大场合,我从来都是穿唐装、中山装。我就是想告诉所有人: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不难看出,“中国复兴”和全球化,是国服复兴的基本源动力。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的深入,重穿国服将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乃至海外华人的选择。或者说,国服复兴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也是可以乐观其成的。

　　但是,在传统服装衰微没落了百余年后,国服复兴运动遭遇到不少的质疑和批评,这是国服复兴倡导者和力行者不得不予以正面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