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服复兴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一道独特而又亮丽的人文景观。正如国服重在“国”而不是“服”一样,重穿国服宜重在通过国服找回和体现失落已久的中华人文精神,进而创建一个文质彬彬的和谐社会。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里有这样一段对白。有位弟子问:穿古服(或儒服)是不是更能体现儒家的精神?王阳明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戏台上的戏子穿的都是古服,难道他们就代表了儒家的精神?王阳明的意思是说:穿什么样的服装并不重要,首先和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遵循儒家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当然,如果能做到“衣行合一”,即既穿古服又恪守儒家道德,想是王阳明不会反对的,因为他主张“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观点体现了儒家的一贯主张。孔子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先天而生,有质朴、本质的意思;“文”是后天而成,有修饰、外在的意思。在儒家看来,服装就是一种“文”,所以《国语》上有“夫服,心之文也”的说法,即服装体现的是人内在的心境。如果做不到“文质彬彬”,则毋宁要“质”不要“文”。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礼乐的实质,徒有那些玉帛钟鼓之类的形式上的东西,又能如何呢?穿着服装的道理也是如此,董仲舒曾接着孔子的话说:“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意思是说,参加丧事不能尽其哀,徒穿丧服又能如何呢?

　　不难看出,在古人那里,服装问题总是与某种文化精神,具体地说就是礼仪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古代中国一向是以“礼仪之邦”和“衣冠上国”并称,服饰文化始终是礼仪体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唐代孔颖达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的说法。比如祭祀有祭服、朝会有朝服,婚嫁有吉服,服丧有凶服,冠礼有冠服等,这些在《礼记》等礼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需要指出的是,在儒家看来,礼仪同样也是一种“文”而不是“质”,所以儒家认为“礼者,人情之节文也”和“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就是说,礼仪背后应体现一种基本的价值理念,比如丧礼主哀、祭礼主敬、聘礼主诚等。质而言之,服饰文化、礼仪体系、价值观念在中华人文精神中是三位一体、有机勾连、不可分割的。

　　我们都知道,目前中国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都缺少自己的民族传统特色,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道德沉沦、伦理失范、诚信缺失、家庭不睦、人际疏离等现象。很显然,国服复兴运动如果不能体现甚至是代表中国礼仪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回归和重建,就会缺乏深厚的根柢,因而没有长远的前景,甚至会成为一种单纯的服装复古运动或者说是“服装秀”。

　　比如,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下穿着“汉服”勾肩搭背、卿卿我我,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在排演影视剧;如果有人穿着峨冠博带的“儒服”随地吐痰、粗言秽语,人们就会认为这样有损“君子之风”。要之,传统服装因为和某种礼仪规范和价值观念紧密相联,所以要求穿着者不但要从内心里体会而且要从言行上体现这种礼仪规范和价值观念。或者说,穿传统服装,就要建立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成为言行合一、文质彬彬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