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14年的抗战历程中，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与文化抗争并存、新闻宣传与文艺宣传并重。1932—1940年，奋战于白山黑水间的抗日联军配合东北党组织的政治工作印制报刊，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其文化贡献不可磨灭。

　　“伟志兮、何能消减”的办报历程

　　反日游击队是东北抗联的开端，抗联报刊以1932年11月磐石中心县委、南满游击队创办的《红军消息》为始，以持续至1941年抗联入苏整训之前的报刊活动为终。

　　满洲省委时期，作为抗联前身的反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代表报刊有南满《人民革命报》、《东边道反日报》，东满《东满民众报》、《两条战线》，北满（哈东）《人民革命报》、《珠河群众小报》，吉东《绥宁报》、《反日报》、《吉东战报》等。1936年之后的南满、吉东、北满三省委时期，统一建制的抗联各部与所属党组织形成更为密切的一体化格局，抗联代表报刊有南满省委党刊《列宁旗》和第一路军的《南满抗日联合报》、《中国报》、《中华画报》，吉东省委党刊《前哨》和第二路军的《救国报》、《东北红星壁报》，北满省委党刊《统一》和第三路军的《北满救国报》等。此外，《中国报》、《人民革命报》、《东边道反日报》、《南满抗日联合报》等配有附出画报，单独刊印的画报有南满《人民革命画报》、《中华画报》、《东边道反日画报》、《革命青年画报》、《青年义勇军画报》和朝鲜文画报《新主人报》，吉东《青年救国画报》等。

　　这些报刊多为蜡纸油印，使用汉文和朝鲜文，图文并茂。虽然印制简陋、发行数量较少、发行范围有限、刊期也不固定，但宗旨明确、内容翔实、传播效果显著、富于新闻价值，与诗词、歌谣、演讲、话剧、舞蹈等文艺活动样式构成抗联宣传工作的基本形态，是东北民众文化抗争的真实写照。

　　“铁岭绝岩、朔风怒号”的传播环境

　　抗联报刊在被封锁的抗日游击区中缺油少墨、印制困难，虽指战员传阅方便，但对外发行工作异常艰难。1932年7月，绥宁中心县委创办的《绥宁报》曾靠群众以进山采药、进城卖山货为由散播，此外只能依靠秘密交通线、“地下”交通站完成，如1934年4月吉东局创办的《吉东战报》即由公开身份是列车员的“交通员”钟子云传递。1936年日伪报告称：“匪贼间的联络，经常是使用密探来担当此项工作，密探原则上不变动”，这些“交通员”常投宿在朝鲜族群众家里，因为“投宿在旅馆和满人住宅，会经常遭到官宪的严密监视和频繁的检查”。与伪装成商人或农民的“交通员”穿过敌占区完成口头情报工作相比，报刊传布难度可想而知。

　　在日伪多次“讨伐”中，抗联报刊常被“查获”。1939年日伪报告称：“南满省委又于抗联一路军总政治部内设中国报社，以中国报为机关报，热衷于煽动、激奋士兵及群众之抗日情绪”。在其“查获”的第101至116号《中国报》上可见报道内容的战斗性，第106号中说“日本军实为豆腐军，满军乃供应我军武器弹药之部队”；第107号刊发《三个月内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队伍战绩惊人》、《常胜的红军老将贺龙将军一战击溃日匪两个联队》；第111号报道日本国内反战运动和经济危机、中国关内抗日活动等消息。此外，抗联注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伪满军警、尤其是“朝鲜族特别工作队”开展舆论攻势，把普通群众尤其是满族、朝鲜族群众作为动员对象，报刊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