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卡夫卡的名作《变形记》发表100周年。在《变形记》学术史上，有一个既属于作品同时又是作品外部的“东西”，即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初版单行本《变形记》（1915）的“封面画”。这个封面以非常具体的方式进入了作者意图表达、出版商及画家的策划、读者及批评家的解读活动等多个环节，牵连引出诸如文学作品的自传性、作品之间的互文性以及文学（批评）的“幻觉性”等问题。这既是一桩学术史个案，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起点是卡夫卡在1915年10月25日写给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信：

    您最近来信说，奥托马尔·施塔克将为《变形记》设计封面。我产生了小小的恐惧。但就我从《拿破仑》上对这位艺术家的认识而言，这种恐惧也许是多余的，我是说，由于施塔克真的要动笔了，于是我想到这样的问题：他会不会去画那个虫子本身？别画那个，千万别画那个！我不是想限制他的权力范围，而仅仅是根据我对这个故事显然是更深的理解提出请求的。这个虫子本身是不可画出的。即使作为远景也不行。如果这样的意图并不存在，因而我的请求变得可笑——那倒巴不得。若能转告并强调我的请求，我将十分感谢。假如允许我对插图提建议，那么我会选择诸如这样的画面：父母和商务代理人站在关闭的门前，或者更好的是，父母和妹妹在灯光明亮的房间里，而通向一片黑暗的旁边的那个房间的门敞开着。

　　卡夫卡在这封信中的态度异乎寻常地坚定（“千万别画”、“不可画出”）和自信（他“显然”对故事“有更深的理解”）。有意思的是，他所建议的一个“选择”与另一个“更好的选择”之间也有微妙但清楚的区别：第一个选择中的“关闭”的门预设了作品中存在着一个超越格里高尔的视角（此时，格里高尔被隔离在门内，看不到门外的人），第二个“更好的选择”中的“敞开”的门，则允许格里高尔的视线成为穿越“叙述门”而与叙述者视角合二为一。在卡夫卡对作品的“更深的理解”视野里，其实同时存在着对于故事叙述角度的两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