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对近代科学兴起的贡献之一，是发展出了近代科学哲学的新思维。如果笼统地基于连续发展的观念来看待西方近代科学兴起过程中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会忽略掉很多细节。

　　大规模翻译激发希腊文化的复兴

　　欧洲文艺复兴是先有“拿来”后有“复兴”，复兴的是欧洲人认为属于他们古代文化传统的“希腊文化”。其中夹带着大量的阿拉伯—伊斯兰哲学、数学、技术和魔法文化。复兴肇始于11世纪开始的持续两个多世纪的翻译活动，它激发了欧洲中世纪中期一系列的思想文化变革和新文化类型的涌现。如继11世纪博洛尼亚大学的成立，各大学纷纷建立，标志着文化传承世俗化；自然哲学在自然神学框架下得以发展；艺术和工匠技术得到传播和发展；自然魔法和炼金术转变为实践性学科；应用数学和应用光学的发展不断向传统天文学（托勒密体系）提出挑战；应用光学的发展还撼动了传统动植物学（博物学）、传统医学（主流地位的“内科”和工匠式的外科）的基本观念；钟表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世界观念（宇宙观）的自然化、数学化，等等。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上述变化，正是由于11世纪开始的翻译活动给欧洲人带来的希腊文化不断冲击、洗刷既有的神学观念、世界观念所致；他们在学习中不断地将各种文化因素（特别是某一文化中的特定因素）重新整合与发展。各种希腊文化因素影响和改变了欧洲各个文化领域的基本观念和思考方式。自然哲学家临摹钟表的“钟表世界观”使得世界自然化；天文学、光学等应用数学领域的观念和技术变革使得世界的数学化描述成为可能；天文学家和光学家以及各种工匠、炼金术士和艺术家的实践，使得实验哲学思想得以立足并逐渐成为发现和验证假说的基本手段。人们发现，关于自然的数学化解释明显优于关于自然的哲学解释，在应用技术领域尤为突出；而以观察、观测和实验等手段来发现自然现象及其规律，进而验证关于自然假说的真理性，远比信念、哲学—逻辑推理可靠得多。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抛弃神学解释，放弃单纯的哲学思辨和解释，以阿基米德科学研究范式为榜样就成为趋势，直至伽利略—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