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的真正出路在于进一步发展这种逻辑，因为这关系到中国古代逻辑是一个“死的”逻辑还是“活的”逻辑的问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逻辑学界曾就“中国古代是否有逻辑”展开过激烈的争辩。进入新世纪之后,这次争辩已逐渐归于平静。不是因为某一方在辩论中胜出,而是大家发现争辩的真正焦点其实在于何谓“逻辑”或如何理解“逻辑”。如果我们将“逻辑”理解为西方逻辑,包括三段论、词项逻辑这样的传统逻辑以及像一阶逻辑这样的数理逻辑,那么中国古代大概就没有逻辑;如果我们接受更为宽松的逻辑观,比如现在流行的文化主义多元论的逻辑观,甚至直接独断地主张中国古代逻辑就是人类逻辑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中国古代就有逻辑。不过,恰恰是在搁置分歧、停息争辩之后,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的困境才真正显现出来:假定所有学者都承认中国古代有逻辑并且承认最基本的逻辑观,即逻辑是研究推理的,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对于这种逻辑我们能做什么样的研究?或者说中国古代逻辑学能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与其他领域一样,逻辑学研究无非分为两种:学术史的与理论原创性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谓的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实际上就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主要包括以《墨经》为主的古文文献的整理、编撰、考据、注解以及借助一些视角对墨家、名家以及其他各家学者的逻辑思想进行梳理、诠释与阐发。由于不少古籍文献都存在讹脱错简的情况,以《墨经》为例,字面上读起来晦涩难懂之处甚多,所以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领域的重要发现往往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中国古代逻辑的看法,同样也会影响到人们在中国逻辑学领域内的理论原创性研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西方逻辑史的研究大不相同,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主题其实并不丰富,除了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很有限之外,真正具有逻辑思想的哲学家数量也不多。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逻辑史教材与专著已有10部之多,因此,如何避免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在内容上重复、在观点上雷同,就成了今天该领域的学者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尽管有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发掘更多的古代哲学家和文献来提升研究的新意,但这种做法需要注意区分:(1)谈论逻辑或与逻辑相关论题的文献与(2)在探讨其他领域问题时使用了逻辑推理方法的文献。后者显然不是逻辑学文献,相应地,其作者严格来说也不应该被称为逻辑学家。同样,我们更不能单纯因为某个历史人物能够很好地利用逻辑推理技巧进行辩论或说服别人,就称其言谈包含深刻逻辑思想,就像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一个能言善辩的律师称为逻辑学家一样。所以,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必须另辟蹊径:必须寻找新的研究视角或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