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对社会问题认识的切入点多半以他们的人性说作为理论的起点。人性学说的兴起，冲破了殷周神学的统治，“人”成了思想家们研究的中心课题。各派通过对人性的研究，深入地解剖了人的本质以及这种本质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互相关系等。

　　“人”是一个类概念，不分阶级、等级、身份、职业、族别，凡具有人之形貌者，均称之为“人”。那种认为“人”指统治者或者孔子的“仁”才发现了“人”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相悖谬的。

　　人性好利说是普遍社会关系的一种直白

　　在中国历史上，人的自我类本质的认识发端于春秋时代，当时使用的主要概念是人“性”、“情”、“欲”，间或用“人道”。在此之前，“性”（亦作生。先秦典籍中生、性常通用或互训）字虽散见于《尚书》《诗经》之中，但未提出“人性”这一概念。最早提出这个概念并加以解释的是单襄公。他说：“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是以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这里，单襄公把反对欺压看作是人的本性。类似的看法还有齐晏婴说的：“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晏婴认为，争是人的本性，如果任其发展，就会生祸，所以应该用义来抑制。春秋时代，人们已经从各个方面来探讨人性问题。有人把求富看作是人的本性，如齐子尾说：“富，人之所欲也。”王孙雒说：“民之恶死而欲贵富以长没也，与我同。”还有人认为人所共有的感情就是人性，如晋尹铎说：“思乐而喜，思难而惧，人之道也。”也有人认为人性就是各种自然现象通过人的感观而产生的欲望，如《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记述的郑子产的“六志”生于“六气”说。

　　以上事实说明，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在探索人的普遍的共同的本质。

　　过去学术界对《左传》《国语》中有关人性的论述不予重视，或因《左传》《国语》成书年代较晚而怀疑其真实性。事实上，《左传》《国语》中记述的历史事件、人物与典章制度等，史家多是以信史来看待的。况且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实了《左传》《国语》基本上是可信的。所以我认为，《左传》《国语》中关于春秋时期人性的记载，是无可怀疑的。

　　那么为什么人性问题会在春秋时期提出来呢？春秋时期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社会变动几乎把各层次的人都卷进去了。如同市场上能显示商品的价值一样，历史的变动把人的本来被掩盖着的价值也暴露出来了，特别是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尤为明显。这里说的“阶级”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既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包括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当时的矛盾冲突中，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为了争夺权力、土地和人口，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在斗争中胜者为侯败者贼，真是升降沉浮，残酷无情。为了争夺这些东西，许多人置君臣、父子之义于不顾，杀君杀父者层出不穷。人们逐渐从西周传统的等级观念中挣脱出来，僭越行为，特别是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等，许多人已不再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事，而且往往成为一些人冲破等级束缚所效法的榜样。过去衡量人们价值的标准是血缘关系和等级地位，现在人们普遍呼吁要把“贤能”作为衡量人们的价值的尺度，财产与权力应作为对贤能的补偿。早在鲁庄公十年，曹刿就说过“肉食者鄙”的话。这话固然是揭露权贵们的无能，但更重要的是应把它看作是人的价值观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