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将考古发掘与研究同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将“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落在实处，才能把中国的公众考古做大做强，做出中国特色、中国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名常年在陶寺从事发掘的考古人，我认为从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的角度来看，我国考古学界近些年来方兴未艾的公众考古（或称公共考古、大众考古），是将考古学研究与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得最为紧密的新领域和新的学科增长点，可谓前景光明，大有可为。

　　新世纪以来，全国各大考古研究和教学机构都非常重视公共考古的实践活动，将考古发掘成果及时回馈社会、回馈人民，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考古和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精神需求。目前，公众考古还致力于研究如何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服务，主要通过考古遗址公园、宣传日、遗产实践、媒体转播和相关社会活动促进考古资源社会化，现已组织过考古发掘现场开放日、参观日、考古学家讲座进校园、社会开放讲座、发掘现场直播、考古夏令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社会反响十分热烈。

　　中国考古界也涌现出一批专注或侧重于公众考古的学者，投身于学术科普讲座、实践活动的组织、科普读物编写、考古微博与微信传播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设立了非实体的“公众考古研究中心”，现已举办了两届公众考古“仰韶论坛”；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了“公众考古专业委员会”。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公众考古发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坦率地说，我以往只是从考古社会分支领域的角度看待公众考古，认识还不是太到位。习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这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作为一名考古人，应当从“学问为民”的出发点来看待公众考古。我的考古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为当代社会、当地人民提供历史资源和文化遗产滋养。

　　近年来，我负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项目，受到院党组和当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对我们的课题和陶寺考古队的发掘工作给予多方支持。陶寺遗址（位于今临汾）是距今至少4300—4000年前的都城遗址，是考古解决“尧都平阳”历史疑案，探索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史的关键点。陶寺遗址在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独特关键地位，使其蕴含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必将为山西及临汾市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作出多方面的贡献。这使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