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李玉查建国)3月 28日,由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邵炳军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开题报告会暨“首届诗礼文化国际论坛”在上海大学召开,上海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欧阳华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同期举行,上海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勇安教授颁发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锷教授上海大学兼职教授聘书。复旦大学教授蒋凡认为,诗经与礼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结合非常有必要,《诗经》不仅仅是文学的著作,但就文学论文学,便会脱离了《诗经》的本质,将整个先秦时代的历史面貌脱节,抛弃了经学的基本面貌,这是近百年来学界研究《诗经》的一大缺憾,因此需要客观加以评估。9.上海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勇安教授颁发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锷教授上海大学兼职教授聘书.
关键词:诗经;研究;诗礼文化;大学教授;邵炳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欧阳华;诗歌;学者;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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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开题报告会暨“首届诗礼文化国际论坛”现场 本网记者查建国/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李玉 查建国)3月28日,由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邵炳军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开题报告会暨“首届诗礼文化国际论坛”在上海大学召开,上海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欧阳华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开幕式由上海大学文科处处长董丽敏教授主持。“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同期举行,上海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勇安教授颁发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锷教授上海大学兼职教授聘书。
欧阳华表示,“诗礼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华夏礼乐文明的核心元素,弘扬诗礼文化,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必由路径,更是当代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
“诗礼文化”研究契合弘扬传统文化需求
南开大学教授陈洪表示,在中国亚文化传统里,《诗经》是影响最大的一部经典,因为它具有多重属性,既是中国韵文的开端,在中国的诗歌史树立了一个样板,又列于《五经》之中,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表达。这两种属性交互作用影响,使得《诗经》地位颇高。同时,《诗经》还是一种宝贵的历史文献,虽然以诗歌的形式出现,却记载了很多历史事实。近些年来,关于《诗经》价值的研究,在历史文献独特性方面的研究稍显薄弱,邵炳军教授领衔的此课题,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礼乐制度作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性,在这一百年来却饱受摧残与破坏,亟待重建与传承,礼乐制度中承载着民族基因与民族文化,“《诗经》与礼制研究”恰恰契合了整个社会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
台湾中正大学教授庄雅州表示,关于诗礼文化的研究可从两个方面着眼,从纵向方面而言,《诗经》与礼制关系密切,从汉代的毛公开始,到郑玄,再到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朱熹、清代的大儒,以至近代民国王国维等为代表的诸多学者,都对《诗经》与礼制的关系有所探索拿捏。近年来,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涌现了不少研究《诗经》与礼制关系的青年学者,可以说《诗经》与礼制的关系方兴未艾。从横向方面来说,《诗经》的本质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感性的艺术,而礼作为一种规章制度,是一种社会科学,更多的是感性与逻辑支撑,诗经中内容包括燕享、祭祀、农事、婚恋、战争等诗歌,包含了吉、凶、宾、军、嘉“五礼”中的很多元素,可以说是宣扬礼乐制度最好的形式。同时礼制的切入,爲研究诗经提供了很好的瓶颈。在先秦时代,诗歌在仪式场合上演唱,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衡量君子素养的重要评价体系,诗经不仅仅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文本依托,也是音乐学、礼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文本依托。
复旦大学教授蒋凡认为,诗经与礼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结合非常有必要,《诗经》不仅仅是文学的著作,但就文学论文学,便会脱离了《诗经》的本质,将整个先秦时代的历史面貌脱节,抛弃了经学的基本面貌,这是近百年来学界研究《诗经》的一大缺憾,因此需要客观加以评估。春秋时代是诗礼的时代,诗礼传家的传承方式,便是对诗礼文化的生命力的有效体现。《诗经》中的作品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作品,在演唱的过程中鼓励斗志,饱满热情,有一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的正能量,同时,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带有浓厚的贵族精神与贵族情怀,在诗礼文化研究上是大有作为的。
上海大学教授董乃斌表示,塑造理想人格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观点,我们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文化的根是不可能截然斩断的,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理应成为我们理想人格塑造的重要途径。这其中的文化应该就包含我们所熟识的广义性诗歌、诗学,以及以三礼为基础的相关礼仪制度等。“《诗经》与礼制研究”正是以此为抓手而展开的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积极推进“诗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开题会上,项目首席专家邵炳军教授就课题总体框架、子课题间的逻辑关系、预期目标进行系统介绍。邵炳军认为,《诗经》与礼制的关系研究,既要研究《诗经》与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五种礼仪制度规范层面礼制关系,又要研究《诗经》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五种人伦道德规范层面礼制的关系;既要客观地、准确地、科学地把握研究对象的真实内涵,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又要贯彻古为今用方针,积极推进“诗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子课题负责人清华大学教授马银琴围绕着“《诗经》创作、传播与先秦礼制成型、流变关系”进行了相关展望;郑州大学教授罗家湘介绍“《诗经》与吉礼、凶礼共生互动”的研究思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徐正英探讨“《诗经》与宾礼、军礼、嘉礼共生互动”相关问题;上海大学教授宁镇疆从历史学角度指出了“《诗经》与五伦共生互动研究”的实际意义与价值;周口师范学院副教授唐旭东提出“诗教体系与上古礼制文明研究”的问题困境。上海大学教授朱承重点介绍“诗礼文化”在当代如何成型、衔接与传承问题。
专家组成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韩经太充分肯定此课题的意义价值并指出,应注意要深度研究《诗经》和《周礼》的关系,现代社会对于礼的认识,中国礼制的形成发展和流变问题以及与《周礼》的渊源关系等基础性问题,要从礼乐方面深入挖掘《诗经》的本质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谭帆认为,诗礼文化研究存在着极大的研究阐释空间,然此项课题题目比较大,一定要明确本课题研究的时间界限,诗礼文化在当代如何衔接、是否纳入还需斟酌,课题组成员设置更加合理,更富有针对性。
中山大学教授吴承学认为,这是一个古今贯通的大课题,《诗经》与礼制的关系要突出“诗教”自信,建议学者们多从学理性比较强的内容入手进行研究,注意诗礼关系的理论阐释与提升拿捏。
安徽大学教授丁放表示,《诗经》与礼制的关系研究可在出土文献材料上寻找突破,克服《诗经》与礼制两张皮、分开谈的问题,注意人力物力的分配,做好协调凝聚工作,下定决心做好,注意细节问题,切勿贪大求全,还是要深入下去,努力把本项目做成一个精品。
陈洪教授总结认为,肯定此项目的意义价值,并指出此项目范围不应太大,可适当瘦身,更有针对性;明确此课题的属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属性,研究视野关注当下的诗礼文化是可以的,但是研究内容是古代的诗礼文化,在历史语境中给予诗礼文化位置给予适当评价,而不是更多的精力放在当下如何应用以及出土文献如何使用、使用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