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开展得较早,但若论彼此关系的密切程度,则首推日本、韩国、越南三国,原因就在于这三国均引入了汉字书写系统,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封建时代,三国的官方文书系统采用汉字,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用以文学创作的也是汉字,因此,这三个国家留存的汉字古典文学作品,可能是除中国本土以外,数量最为庞大的。

　　词乐分离影响域外传播

　　上述三国留存的古代汉字文学作品主要是诗和文,词的数量要少得多。其中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域外文人主要通过诗文来表达自己的情志,比较注重作品的社会价值,而中国的词最初是配合燕乐演唱的小歌词,带有较强的娱乐功能,因此影响了在域外的推广和流传。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我们认为这还不是全部;词的数量少,恐怕还和词的体制特点有关。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诗和乐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具有依曲定体、按腔填词的特性。唐五代和北宋时期,词的创作主要依赖其音乐性,如果作者不熟悉词乐,就很难自如地填词。这对域外的作者来说,要求就比较高了。

　　越南现存最早的词是匡越大师创作的《王郎归》(《阮郎归》),创作时间是中国北宋的雍熙四年(987),背景是宋使李觉归国。据越南《大越史记全书》:“觉辞归,诏匡越制曲以饯。其辞曰‘祥光风好锦帆张。遥望神仙复帝乡。万重山水涉沧浪。九天归路长。情惨切,对离觞。攀恋使星郎。愿将深意为边疆。分明奏我皇。’” 文中“制曲以饯”点明了这首词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式,也说明当时越南词具有与中国词相似的功能,侑酒而歌,具备较强的音乐属性。

　　日本的词创作更早一些,一般认为最早的作品是创作于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823)的五首《和张志和渔歌子》,这五首和作是否采用按腔填词的创作方式,需要进一步的文献资料才能证实,但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相当于中国的唐长庆三年,其时距张志和创作《渔歌子》仅四十余年,这时期词与音乐的关系更为密切。可见早期域外词与中国本土一样,与音乐的关系比较密切,这对作者的音乐修养与文学才华均有较高要求。

　　当然,现存域外词主要创作于词乐失传以后,与音乐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如夏承焘《域外词选》所选,大部分是相当于中国晚清时期的作家作品,只有朝鲜著名词人李齐贤是例外,但李氏所处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元朝,当时即使在中国本土,词乐也已经式微。但词和音乐的分离,并不意味着词的创作就变得很容易起来。词和诗最大的不同是有词调。词调原本是词乐的标识,词乐失传后,就成了词的格律要求。句子的长短、平仄的安排、韵位的设定,全都由词调决定。因此即使没有词乐的束缚,域外文人要掌握词调也不是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