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历史大转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以一位英文译员的身份近距离接触了邓小平，他的气度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做好领导人的翻译工作，外交部当时破例允许我们这些翻译新手阅读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这使我有机会较早地了解到邓小平的一些改革思路。其中邓小平1982年9月多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谈话给我印象深刻。当时，金日成向邓小平介绍了朝鲜克服经济困难的方法——发展鹌鹑养殖，因为鹌鹑蛋的营养价值比鸡蛋高很多，我注意到邓小平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而是谈了中国已经回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谈了“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谈了要按照“经济规律”来发展经济。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局限于小打小闹的“治标”时，邓小平已经在考虑“治本”的问题。

　　我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是在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在那天的谈话中，邓小平回顾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强调了中国既要反“左”也要反右，谈了中国还在探索社会主义，但他强调在这种探索中，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公有制占主体。回头看，这体现了邓小平的底线思维。只要有了这两条，即使我们探索中出了一些问题，也可以逐步纠正过来。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改革中不少问题就是这样得到纠正的，如地区差距的缩小、医改、养老等。当穆加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仍表示某种担忧的时候，邓小平说：“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并说：“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这再一次展现了邓小平对于中国命运的长线和底线思维。邓小平的切身经历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混乱和动荡。我后来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的近140年间，中国持续的太平年景最长不超过八九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乱。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后来，是邓小平下了决心，把追求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结束了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政治动荡，创造了国家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