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图片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涵盖的核心区域中，语言、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等多因素往复勾连，令人着迷。

　　图片说明: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纪念，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重新看新中国外交的这段历史便显得格外有意义。

　　图片说明:专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做任何理工科学研究的土耳其Ipek University（均资料图片）

　 “一带一路”的构想提出后，中外各界人士都非常关注，学界也有关于“一带一路”的各种言说。今年4月底，青年学者昝涛与殷之光在上海围绕“一带一路”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下文为这次对谈的内容摘录。

　　“一带一路”打开的一个新视域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今晚很高兴，我们能够在上海围绕“一带一路”深入交流一次。我首先介绍一下最近的一些想法，做个铺陈。最近各界人士都热衷于谈论“一带一路”，连我接触到的外国人也是这样。我关注“一带一路”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两点：其一，我主要是做土耳其研究的，土耳其研究好像有很强的外溢性，它往往牵涉到中东和中亚的一大片地区，而不只是这个国别本身，把土耳其研究放大来看，其实很容易就从土耳其一路绵延到中国的西北地区（主要是新疆），语言（主要是突厥语族的不同方言）、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等多因素往复、勾连，既混乱又令人着迷。这一大片地方，既是过去的丝绸之路的主线，也正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涵盖的核心区域，从区域研究的角度来说还是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也可以翻译成中央欧亚）的核心区。

　　殷之光（英国Exeter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没错。这是近代民族国家概念很难规约的一个区域，与中国关系非常密切。

　　昝涛：其二，我的研究主题，从做博士论文到现在，主要就是围绕所谓“民族-宗教问题”。我对这两个主题的关注虽然是从土耳其研究切入的，但大概也因为我在北大社会学系做过两年博士后，尤其是经常与马戎教授接触和交流，我自己的研究兴趣也就扩展到了内陆欧亚地区的民族和宗教方面的诸种危机与问题。因此，我对“一带一路”的关注，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这两方面的色彩，即土耳其研究和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这话说起来稍微有点长。我本人参加了一个叫“《大观》小组”（《大观》是一套丛刊）的学术共同体。2010年，我组织了一场题为“世界历史上的中亚”学术研讨会，主要参加者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方面的中青年学者。后来，我写了一篇以“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为主题的会议发凡稿，这是那次会议尤其是“《大观》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晶，后在不同场合传阅比较广。“一带一路”提出后，这篇文章引起了更多关注。

　　也是从那时开始，我个人的兴趣部分地扩展到了对中国的历史观这个问题的思考上来。“《大观》小组”中也有其他朋友更进一步，打算重建中国的历史哲学。比如，王利与施展就曾做过有益的尝试，我们有很多观点也都是极为接近的。这期间，我们都得益于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的于向东先生，他非常精辟地阐述过“中原中心主义”及其影响这个问题。至少对我本人的研究和写作影响很大。

　　我最近一次比较系统地谈这个所谓历史观问题，是在去年中央民族大学组织的一次国际会议上。那次会议上，汪晖教授的演讲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世界秩序重建的角度讲了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看法，大概的意思是想从“路、带、廊、桥”这些概念推演出不同于过去那种“中心-边缘”的世界秩序构想。

　　我记得当时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学生对我的历史观的发言很感兴趣。我的主要观点是“一带一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突破过去偏重“中原中心主义”叙事的契机。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不可避免地要求我们作为历史学者去面对一个问题：汉代以来的“西域”尤其是近代学术上称之为“内陆欧亚”的这个大区域，与中国的历史、文明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并列-互斥的，还是内在勾连与持续互动的？从历史与文明的角度，是不是可以有突破近代民族-国家框架的一些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