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单颖文

　　《中国古代历史图谱》是一部写历史的书，它的编纂过程亦是一段历史。从1958年由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立项，至今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7册，《图谱》的编写时间长达一个甲子，先后参与者近百人。那么，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60年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起起落落？为此，本报采访了多位“图谱”项目相关人员，年龄跨度从“30后”至“80后”。

　　“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我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这是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晚年谈到《中国古代历史图谱》时说的话。当时是1998年，距离《图谱》1958年第一次立项整整40年，距离《图谱》最近一次撤项2年。7年后的2005年，张先生仙逝，享年93岁。他的弟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说，张先生晚年讲，他这辈子有三件想做但没做成的事，其中一件就是编成《图谱》。

　　本世纪初，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王曾瑜主动提出要“复活”《图谱》项目。他的学生关树东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在关树东的协助下，王曾瑜于2004年前后重组了一个以历史所科研人员为主的新编写班子，让《图谱》再度“上马”。在多位学者的努力下，这部命运多舛的《图谱》先后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度重大A类科研项目和国家“十二五”重大出版资助项目。今年6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谱》全书17册终于问世了。

　　《图谱》写的是历史，《图谱》的编纂亦是一段历史。尽管在长达一个甲子的编写岁月中，“参与和经手的人太多，每个人只知道其中部分事情”（王曾瑜语），但这丝毫不影响《图谱》在编写者们心中的分量。鉴于初期参与者多已谢世，在采访中，《图谱》常务编委罗琨向记者提供了她的丈夫、《图谱》常务编委张永山（已故）2010年编辑出版的《张政烺先生学行录》，其中收录了图谱组成员、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守仁（已故）撰写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图集〉前期工作的回忆》，此文详细叙述了《图谱》从1958年首次立项到“文革”期间的情况，读来令人唏嘘。为了厘清“文革”后《图谱》第二次立项至今日之事，从1981年工作即进入“图谱组”的《图谱》常务编委黄正建不仅在采访中尽可能回忆工作之初的情况，自觉“有责任让这个梳理更真实可靠”的他，还花了整整两天翻看其1991至2004年的工作日记，查阅汇总了58条记录《图谱》进度的内容。“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公开梳理《图谱》进程了，我很希望这次梳理的结果，可以留做档案。”他说。

　　名家荟萃的立项

　　《图谱》项目统筹人之一、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宇霖说：“每一件与众不同的好东西，它的诞生都是以无比寂寞为前提的。要么是血，要么是汗，要么是大把大把的曼妙好时光。”

　　近60年的《图谱》编纂过程艰辛坎坷，先后参与者近百人。有不少人为其倾尽毕生之力，却迟迟没有等到《图谱》问世的那一天。那么，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又为什么会一次次遭遇撤项呢？事情还得从1958年说起……

　　195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历史研究所规划了“三项重大科研项目”，一是《中国历史》（出版时定名为《中国史稿》），二是作为《中国历史》姊妹篇的《中国历史文物图集》（后定名为《中国历史图谱》，即今日之《图谱》），三是《甲骨文合集》。其中，《中国史稿》7册从1962年起陆续出版，《甲骨文合集》13册自1978年起陆续出版，唯独《图谱》迟迟没有面世。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绍棣曾担任过图谱组的秘书。他说，《中国历史文物图集》的编写初衷，是为了配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编辑一部图册。但主编张政烺先生认为《图谱》更需要承担的功能，是通过搜罗、挑选中国悠长历史中出土和传世的文物，成就我国第一部大型物质文化史。也就是说，将中国历史与文物、考古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生动、具体的图像，立体式地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展现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这样的目标，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是一个宏大的愿景。更不消说当时历史所的物质条件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陈绍棣听说，1958年张政烺先生第一次为《中国历史文物图集》立项时，中央高层非常重视并且密切关注这个项目。当年12月，历史所组建了专门的课题组“图谱组”，任命张政烺先生为组长、该书主编，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齐燕铭，以及出版家、中华书局原总编辑金灿然等先生都主持和参加了此书的编委会。此外，历史所还命秘书组从各组室调来阴法鲁、胡嘉、朱家源、李培根、谢清河、张兆麟、安守仁等人加入图谱组，并及时地为图谱组扩大了办公场所。

　　安守仁在《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图集〉前期工作的回忆》一文中写道，经历史所领导与中华书局联系，当时决定由中华书局承担《图谱》的出版发行工作。为此，中华书局前期投入了不少资金。为了印刷符合文物图版的纸张，书局申请进口了数量很大的纸浆，又从哈尔滨亚麻厂订制了专用外装帧的亚麻布，还聘请了印制珂罗版的上海专家刘绪昌（音名不准）。

　　1959年3月，社科院邀请全国史学界权威的专家学者来京讨论“三项重大科研项目”的编写事宜。据安守仁记录，这个会议的规格相当高，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出席了会议，郭沫若现场致辞。当时，张先生已经带领课题组一边收集文物、文献资料，一边着手编写编辑计划、资料目录。尽管没有先例可考，但在张先生的主持下，在阴法鲁等学者的协助下，由张先生主笔发凡起例，很快就制定了《“中国历史图谱”编辑计划》，阐明了该书的定名、旨趣、内容、时代范围、组成部分、框架和篇幅。同时制定的还有《“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该目录写明了图谱各章节的安排、农民起义材料、少数民族历史文物、国际关系材料、漆器、瓷器等手工业材料，以及材料和文字说明关系等问题的处理意见。如今，在《张政烺文史论集》一书附录中，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草稿）·封建社会部分》一文。在标题下的括号中写着“内部参考，供讨论修改之用”，并标有“1959年3月7日”字样，这就是当时座谈会上用的讨论稿，该文约8400字。

　　《图谱》之图从何来？

　　在编辑计划和资料目录的初稿确定之后，摆在图谱组面前的是更大的挑战——历史所一无文物，二无图片，三无照相专业人员，四无拍摄文物的照相器材，这要怎么做“图”集？

　　据安守仁生前回忆，张先生早年酷爱照相，对拍摄、冲印及照相器材使用都很内行。他指定图谱组成员李培根到北京市文化用品商店购置了一台前苏联制造的135“佐尔”相机、一个简陋的翻拍架，灯光就用台灯凑合，而后手把手地教李培根如何翻拍。同时，张先生找好了战国、秦汉到魏晋的文献及图版材料，由李培根一一翻拍，再由图谱组成员谢清河送到照相馆冲印、放大。取回照片后，所有图片都逐一登记造册，然后全组分工，按《图谱》资料目录所载，按序将翻拍照片贴在纸上，准备交给中华书局付印。根据张先生的要求，冲洗、登记、造册、装袋这些工作都必须当天完成。在陈绍棣看来，张先生搜集资料有一套“先近后远”的原则。他通常带领大家先翻拍历史所的文献及图版资料，再拍所外文物。这个工作大约进行了三个月，因为组上接到新任务，翻拍工作告一段落。

　　约在1959年7月底，经历史所向兄弟单位求援、协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国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都派出从事文物拍照的专业人员，带着当时最好的进口照相器材，配合图谱组工作。1959年8月至9月，图谱组在历史博物馆拍摄

　　国家重点文物800多件。

　　“张先生当年拍的很多都是一级、二级文物。”陈绍棣说，张先生对文物的成像要求很高，一般都亲自从照相机观测镜上查看效果，待光圈、焦距、速度调整到最佳效果才点头，此时摄影师方可按动快门。“张先生对文物拍照技术很有钻研，对每件文物的形态、每个细节都不放过。这些照片张张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

　　安守仁在回忆录中写道，1960至1964年，张先生率领图谱组人员携带照相器材，前往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苏、上海、山东、安徽、广东、黑龙江、吉林、辽宁等17个省市及有关县市，拍摄、收集文物照片近7000张。为了陪摄影师冲洗胶片，已年过半百的张先生不知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当时已是学术大家的张先生，在出差时常常以糠代粮，坐“闷罐子”车，住普通职工宿舍，令旁人肃然起敬。

　　陈绍棣说，张先生除了带领大家拍摄、翻拍文物照片，还从中国书店选购了不少珍贵书籍、名人信札、图册、画册、碑帖等，为《图谱》提供了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