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战略互信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问题，军事安全互信是战略互信的基础。本文系统梳理了当前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客观、辩证地分析了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缺失的原因，从弥合两国战略思维差异、加强相互了解、增进相互理解，尊重核心安全利益、维护共同利益、开展良性互动、加强情感交流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加强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中美关系； 军事安全； 互信

　　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人所共知，但两国关系发展始终是步履蹒跚、一波三折。究其根源，就是两国缺乏应有的战略互信。习近平强调指出，“把增强互信的必要性置于中美两国需要更加成功应对的一系列挑战之首”。〔1〕为实现双边战略互信，双国试图通过战略对话增信释疑，但“每年两国政府机构会举行60 多场政府间对话。……却未能使任何一方建立对对方长远目标的信任，相反，甚至可以说缺乏互信的问题正日趋严重。”〔2〕出现如此结果，关键是两国缺乏军事安全互信。因为军事安全关系，是衡量、评判双边关系稳定度、成熟度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军事安全关系不稳定，双边关系就没有保障。中国外长王毅在2013 年9 月20 日会见美国防长哈格尔时明确指出： “两军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3〕有鉴于此，梳理中美军事安全缺乏的表现，分析两国军事安全互信缺失的原因，探索加强两国军事安全互信的对策，对夯实构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将大有裨益。

　　一、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缺失的表现

　　构建军事安全互信关系，涉及到对互信问题进行战略定位、提供安全保证、理解对方意图、确立共同利益、推动安全良性互动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首先，中美对互信的重要性的定位存在严重分歧。中国认为，中美矛盾分歧的根源就是缺乏战略互信，应把战略互信置于战略首位和基础性地位，强调只有互信，其他问题、矛盾才会迎刃而解。美国则强调战略意图和战略能力的透明，主张通过具体问题上的合作赢得互信。“美国一直把追求透明作为与有核国家关系再确保的方法”，〔4〕“对中国来说，更大透明是更大相互信任的副产品。”〔5〕这种分歧反映到双边军事安全关系时，中国认为没有信任，就没有透明，军事安全就不可能得到根本保障。美国则认为，没有透明，只能增加互疑。

　　其 次，双方缺乏对应安全保证。相互提供安全保证是互信的前提和基础，但中美在安全利益范围和安全关注度上差异很大，相互指责对方没有提供安全保证。中国认为，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稳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美国非但没有向中国提供可信的安全保证，反而图谋西化、分化、弱化中国，美国还是中国与周边相关国家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争端升温、矛盾激化的始作俑者。美国优先关注的安全问题是防核扩散、反恐等问题。核扩散确实对中国是一种威胁，但却不如对美国那样严重。中国坚决支持打击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国际反恐合作，美国却在此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在核安全问题上，早“在2008 年的中美第四次安全对话上，中国就对美国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美国迄今没有作出这一承诺。”〔6〕近来美国有学者建议美国也对中国作出对等承诺，但却要求中国不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和太空战。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绝不承诺放弃武力，美国不仅坚持履行所谓协防台湾的义务，而且要求中国放弃武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必然会伤害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兴趣。在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中国坚称“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7〕美国却“坚持把中美战略约束应用于联盟，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任何领域不能攻击美国的盟友”，〔8〕否则，美国将进行报复。

　　第三，双方对对方意图、动机缺乏真正了解。加深相互了解是减少战略误判、增进互信的重要举措，中美相互间却存在疑虑。美国“怀疑中国想以牺牲美国影响和利益为代价成为主宰东亚的强权。……怀疑中国正在试图空洞化美国的优势地位。”〔9〕即使对中国释放出来加强互信的政策也被作出“阴谋论”的解读，中国申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美国却认为是“中国特别是解放军，可能想要的是把相互约束限定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选择在空间和网络空间首先打击。”〔10〕针对中国适度发展的军力，美国指责中国正在进行着阻止美军靠近中国台湾海峡和沿海地区所谓“拒止战略”。中国虽然不承认这一概念，但“拒止”能力或“反介入”能力，是中国维护和平、反对战争所必需的一种能力和决心，是主权权利一部分。中国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东移，就是“遏制”、包围中国，且“由于美国‘再平衡’战略，使得其伙伴包括日本、菲律宾以及越南挑战中国利益。”〔11〕“美国却认为再平衡是确保世界最重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长……，视加强其联盟作为一种努力使盟友确信美国是坚强恐可信的。”〔12〕美国担心中国控制西太平洋，中国担心美国控制中国在地区的行动自由和区域外的自由； 中国认为美国消除中国对核冲突升级的担心是不充分的，美国认为中国消除太空战和网络战的担心也是勉强的。总而言之，“中美关系中不同的利益和竞争性冲动是足够强的，以致于无论什么安排，一方判断是有利的，另一方可能产生怀疑。”〔13〕

　　第四，美国对中国国家利益缺乏足够的认同与尊重，未能体现共同利益优先原则，导致中美难以形成良性互动。信任理论的出发点是互动。军队之间的良性互动则是军事安全关系的起点，但是中美军事安全领域的良性互动关系迄今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美国只关注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确保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以及热点地区稳定、反恐等安全利益，并要求中国为此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对中国维护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反对分裂、打击恐怖主义、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等一系列核心安全利益和重大安全关切不仅缺乏充分认同与尊重，相反却横加干涉，成为中国实现民族统一、主权完整的主要障碍。以太空安全为例，美国认为其有权利用太空支持军事作战，是和平行为，却批评、指责别国拥有同样的权利。

　　美国也没有展示出维护共同利益的诚意。美国一再强调中美进行安全再确保、双边进行战略约束符合双方共同利益。表面上看，这有利于维护中美关系稳定，有利于抑制双边矛盾激化、冲突升级，实际上却包含着维护对中国军事优势的图谋。因为美方提出的再确保集中在核武器、太空战和网络战等领域。美国在常规武器方面拥有明显优势，而在上述三个领域它虽然拥有一定数量、技术优势，但也因为对上述领域的高度依赖增加了美军的易受攻击性，使中国很容易达成与美国的战略平衡。美国提出在上述领域进行战略约束、安全确保，旨在进一步凸显美国常规武器优势，束缚住中国手脚，增加美国干涉与中国相关事务的能力。而它对中国主张放弃冷战思维，实现共同安全、集体安全、合作安全却兴趣不大，或者言行不一、口惠而实不至。

　　第 五，美国对华政策行动不理性、不客观、不公正。避免中美发生冲突和冲突升级是两国共识，但当共识化为行动时，美国表现出单边主义。美国核武器数量是中国的几十倍，却关注中国为数有限的核武器，视中国核现代化为威胁，并“正在努力定位中国的核武器。……用空基雷达追踪中国的移动导弹，用海上情报搜集系统追踪中国的核潜艇。”〔14〕为充分展示核安全合作诚意，中国很早就对美国专家开放核实验室和试验场，美国却用莫须有的《考克斯报告》诬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拒绝中国专家的对等访问。事实上，连参观过中国核实验室的美国专家都承认，中国核武器完全是自主研发，根本不存在“窃取”问题。中国坚持最小化的核威慑政策，美国部署在太平洋的核潜艇和关岛的战略轰炸机上瞄准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却一直在增长。在防核扩散问题上，“华盛顿要求北京同意放弃对印度的限制，允许其出于和平利用核能的目的进行国际合作，但不同意中国给予巴基斯坦同样的待遇。”〔15〕

　　此外，美国国内的对华敌意也影响着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的建立。“一些美国政治家不能完全放弃冷战思维并力图使中国成为想象中的敌人”，〔16〕美国民众对中国战略信任普遍缺失。据《今日美国报》报道，2014 年2 月20 日公布的一份盖洛普民调显示，“中国已经取代伊朗成为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头号敌国”，〔17〕“敲打中国几乎成为美国国内的一种时尚，好像今天美国的所有麻烦都是中国造成的。在美国这种毒化和极化的国内气氛下，希望美国有冷静心态和合理的中国政策是不可想象的。”〔18〕

　　二、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造成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美双方都负有一定责任，但主要责任在美国。

　　第一，两国战略思维与战略文化差异。中美两国的思维差异“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传统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差异。当出现疾病症状时，中医诊断是整体身体出现了问题，药方通常是治疗整个身体而不是仅仅治疗某个具体病症部位。西医对待同样疾病的方式则不同，通常是仅仅用具体的药物、治疗，或者是如果需要的话则动手术治疗生病的部位。”〔19〕表现在中美军事安全互信关系上，中国强调确定总体原则、大方向之后再解决具体问题，也就是应把互信置于首要位置，美国强调就事论事，强调具体问题上的合作，然后再推进互信。

　　第二，两国对双方力量对比新格局产生的心理不适应症。一方面，美国不能以理智的心态，正视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特别是两国军事力量差距缩小的现实与发展趋势，担心中国挑战其领导地位，唯恐霸权地位丧失，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国家利益不断拓展，中国对威胁增加也不适应。同时，中国维权意识愈益增强，维权行动更加积极主动和坚决，这不仅被周边国家解读为“威胁”，也被美国理解为“军事冒险主义”。伴随着国力增强，中国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也不断增强，民族主义有所上升，彻底洗刷近代百年民族耻辱的愿望日益迫切，任何国家有损中国民族尊严、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都会激起强烈反弹。而美国以战略东移为典型代表的一系列对华政策、行动及其产生的效果，被解读为对中国遏制、包围，旨在阻止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在双方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两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军事关系过程就难以形成良性互动。

　　第三，美国对华政策存在的“五种表现”，〔20〕直接伤害了中美军事安全互信关系的建立。一是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充斥着“使命意识”，其自认为美国是上帝“选民”，坚信把美国式民主自由体制、美国式价值观与道德观向世界推广，是上帝赋予的“使命”，自负美国有“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这是对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挑战，对中国政治安全构成威胁。二是美国对中国存在“线性思维”、“权力政治”，美国固守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崛起的中国，势必挑战美国霸权，必取美国而代之。循着这一思维，遏制中国就成为重要政策之一。兰德公司指出，美国“最终目标是推进中国民主化，并通过和平方式的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1〕三是美国对华政策行动上不时表现出“强权干预”。纵观美国对华历史，即使在美国强调对华进行接触与合作的时代，也没有真正放弃其对华进行遏制、包围的政策，零零总总的对华强权政策，不仅直接威胁、侵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情感。四是美国对华推行“平衡政策”、“分裂主义”。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长期推行所谓两岸平衡政策，干扰、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 在西藏、新疆地区，美国是策动分裂、骚动的主要推手； 在钓鱼岛与南海争端问题上，美国公然为相关国家打气。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就是要制造一个分裂的亚洲”，“美国战略东移，转向亚太，就是针对中国，只不过不好明说而已。”〔22〕美国政策突破了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安全底线，跨越一个国家利益的红线。五是美国奉行“绝对主义”，追求美国利益最大化、绝对化。凡是“中国正在往美国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美国就高兴，两国的关系也就会表现出密切； 但当美国感到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美国就悲愤，两国关系也就自然转坏。”〔23〕在维护国家安全时，美国把本国的安全利益凌驾于中国安全利益之上。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谋求维持并扩大对中国的军事优势。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美国“继续追求自以为已经存在近百年的太平洋霸权，而且明确表示不会重走英美海上争霸到伙伴关系的模式，不能容忍中国在西太平洋获得应有的权益。〔24〕总之，美国长期以来对华政策的目标就是绝对优势、绝对安全、绝对利益，乃至绝对统治。

　　第四，中国对中美军事安全互信关系建立存在“三个不足”。一是对中国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安全战略偏重于战略性、原则性，系统、全面的阐述不足，加之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导致美国对中国的理论、方针、政策缺乏准确了解，容易产生误读、误判。二是中国展示维护国家权益的原则坚定性宣示与采取实际行动的有机配合不足。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出于维护双边关系大局、地区安全稳定和世界和平发展的战略考量，充分展示合作诚意，在出现分歧、矛盾时通常在行动上表现得比较克制，这导致美国及有关国家产生了中国软弱可欺的错误印象，不时采取触及中国战略底线的行动。三是中国对美国决策层、智库，特别是美国社会、民众深入宣传、传播中国和平战略理念与政策的力度、深度、广度尚且不足，有效的针对性举措不多，导致美国对中国方针政策不够了解，甚至产生一些负面印象。

　　最后，外部因素起到解构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的负面作用。国家间任何领域关系的建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促进双边关系，反之，则会起到破坏作用。中美军事安全互信关系就受到周边国家影响。一方面，周边国家出于自身目的，利用各种场合，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散布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形象，对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判断和决策产生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周边相关国家利用与美国的伙伴关系、盟国关系，在与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中挟美自重、拉美压华，而美国为履行所谓安全承诺，偏袒、纵容相关国家侵害中国权益的政策、行动，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关于美国就是要遏制、包围中国的判断。

　　三、增强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的对策探索

　　构建中美军事安全互信关系，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两国站在战略全局高度共同努力。

　　第一，弥合两种战略思维的差异。思路决定出路。两国不仅要正视彼此思维差异，不可强加于人，应承认两种思维各具特色，互有优劣，都对处理与发展国家关系有利，进而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收优势互补、标本兼治之效。本着“用政治交流为技术交流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并用技术交流致力于双边战略关切”〔25〕的思路，把中美军事安全互信放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之下进行谋划，形成战略信任是基础、具体合作是路径的双边关系发展模式。

　　第二，要准确定位战略信任的目标。目标定位规定和引领着战略的方向，合理的目标是战略实施的关键。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的目标必须准确定位。信任是分层次的，基于价值与情感基础上的国家互信是最高层次的，却是罕见的，何况中美两个制度、社会、文化、价值迥异的国家。事实上，中美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易受攻击性不能被消除，只能被缓解”，〔26〕中美对双边军事安全互信不能期望太高，只能追求建立在诚实、相互确保的基础上，追求不回避矛盾、竞争，但是不走向冲突的互信，不要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双方应加强对对方利益的理解，以核心安全利益为导向，进行安全确保。“一个强有力的人并不必然是一个攻击性的人”，〔27〕中美应理性看待对方国力和军力发展。

　　美国要理解的是，“13 亿中国人的中国发展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这是正在进行中和不可阻挡的。积极适应这种现实将为美中合作提供广阔的空间”，〔28〕“如果中国对维持国际体系做出了更大贡献，中国会希望在未来国际秩序演变中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29〕“中国军方正在投送军事力量去更远的地方并将继续这样做。这种变化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需要保护。但保护中国人民和中国海外利益的行动不应该被看作是中国防御性战略走向进攻性的一种改变。”〔30〕中国发展可靠的、可信赖的第二打击战略能力的努力，是基于避免新中国历史上遭受核胁迫历史重演的考虑，是中国长期坚持的最低核威慑政策的必然要求。只有当遭受到核讹诈及极其严重的军事威胁时，中国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处理绝大多数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时，中国不会使用核武器。在常规武器和军事基础设施方面，“尽管中国通过了更大的军事开支和在基础设施上的重要投资，诸如在交通和空间设施，已经缩短了对美差距，但( 中美军力) 不对称性在可见的将来仍然继续存在。”〔31〕只要中国军力继续处于劣势地位，“中国方面更多地关注美国战略意图的透明，如美国导弹防御、空海战，以及其他武器和概念发展的真实目标”，〔32〕发展“一种或更多种形式的进攻性力量以削弱美国常规军事优势，由此降低中国被胁迫、遭受失败和耻辱的疑虑”，〔33〕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常需求和逻辑必然。

　　中方应理解的是，“美国政治左派和右派都对提升中美关系感兴趣，前者强调和平，后者强调商业。美国几乎没有胃口试图阻挠中国的崛起，运用联盟和武力包围中国，启动中美冷战。”〔34〕但美国为维护其东亚地区至关重要的利益，“将维持其地区军事存在和安全关系。这在美国内部没有战略或政治争论”，〔35〕但“似乎没有明显的兴趣依靠核威胁阻止中国常规进攻”。〔36〕美国会继续关注中国核武器规模、现代化水平方面的军事能力透明，尤其是中国的太空战、网络战能力。谋求与中国在网络战、太空战领域进行战略约束和安全确保，将是美国对华军事安全政策的重点。

　　战略互信前提是安全保证，关键在于降低对方的易受伤害性。中美必须确保不伤害对方的核心安全利益。“中国需要美国确保，美国不追求西化中国，肢解中国，不阻止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不助长其盟国采取鲁莽行动。美国需要中国确保，中国不在战略核武器数量上与美国匹敌，中国不发展能使美国亚太盟国失去能力的核战争理论。……中国不追求伤害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37〕要实现安全确保，双边要注意采取共同行动，而不是强调对方做什么，必须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对方，否则，互信就是一句空话。

　　第四，强化对对方安全利益的认同与尊重，维护共同利益。中美领导人都需要以宽广视野和勇敢精神看待两国战略利益，不应为个人利益或短期利益所劫持或困扰，既要认同和尊重对方军事安全利益，也要合作维护共同利益。

　　在尊重对方军事安全利益方面，美国必须正视战略优势萎缩的现实，严肃考虑美国在关键战略领域主导地位不复存在时如何和中国相处，不苛求与中国对等、同等交流，着力回答中国安全关切，减少中国采取对抗措施的动力，获得中国信任，赢得中国积极回应。在军事力量建设上，“美国应该更加宽容、慷慨和更有信心地对待中国的军事发展”，〔38〕承认和接受中国核心报复能力的合法性，认识到中国作为弱势一方，“保持一定程度的核武器数量和部署的模糊有助于阻止武器竞赛和保持双边战略稳定。”〔39〕“美国常规军事优势刺激美国的潜在和现实对手把目标聚焦于美国的战略脆弱性”，〔40〕“只要美国在诸如外层空间、网络空间、导弹防御和全球快速打击等先进领域追求新的军事能力，就不应对中国试图进行类似试验感到惊讶”，〔41〕中国发展反卫星武器和网络战能力，遏止和避免被美国伤害，是中国正当权利。中国方面也应充分考虑到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权和地区安全诉求，特别是其对防扩散与反恐的高度关注，理解美国履行对盟国的安全承诺与其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之间的关系，并在核安全、网络安全、太空安全等战略领域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在维护共同利益方面，中美军事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是维持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双方都不追求亚太地区霸权。在地区安全稳定方面，华盛顿和北京需要对能够影响美中关系稳定的朋友和其他国家施加约束性影响，既防止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影响或破坏中美关系大局，也要避免对他们承担有损中美关系大局的义务。在军事安全方面，关键是要避免对方产生不安全感，不要使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劣势、易受伤害性被对方利用，“只要美国和中国继续追求确定和利用对方能力的易受伤害性，在两国首都对任何协作都会产生重大的抵制。”〔42〕中国也要认识到，当中国虚弱时容易受到伤害，而当中国致力于高技术武器现代化时，也会增加中国的易受伤害性，因为“技术进步使之更廉价、更容易地伤害另一个国家，或者说，即使最强大的掌控那些技术的国家，也变得更加易受伤害。”〔43〕中国国防和军队信息化的加速发展进程中，必然增强对各种信息化平台的高度依赖，其脆弱性、易受伤害性也随之提升，维护网络、太空等关键领域的安全符合两国、两军的共同利益。

　　第五，确立能力区别、对等行动原则。更大权力就拥有更大责任。基于中美军事实力对比，美国应该在双边军事安全互信关系构建中承担更大责任，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其一，双边对等尊重安全利益，即在安全范围上以维护中国安全利益对应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以核心利益对应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对应重大利益，一般利益对应一般利益，相互不能以低等级安全利益对应高等级安全利益，更不能要求对方对超出双边关系的第三方提供安全承诺。其二，双方拥有同等军事发展权。不能说美国发展武器装备是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中国就是威胁。美国应充分尊重中国建设与其综合国力地位相匹配的国防和军队的诉求，具中国军事实力与其太平洋战区军事实力实现战略平衡的心理准备与预期。其三，在军事战略安全方面对等回应。美国不要企图进行单方面战略制约，不要想在核武器、卫星战、网络战领域束缚住中国手脚，谋求自己的核、常优势。“如果美国坚持使用其核武库作为其地位的象征，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44〕既然美国的核哲学是把核武器作为其世界领导地位的象征，就应允许中国保持核威慑。美国只能追求与中国一对一的安全承诺。其四，容许有限透明。无论是出于战略方针，还是理性决策的考虑，中国都不可能主动对美国发起军事打击。但考虑到中美客观存在的冲突潜因，在中美军事实力不对称的背景下，为有效捍卫国家权益，中国适当保持战略武器的不透明，防止全方位透明丧失第二次战略打击能力，是处于弱势国家的必然选择，美国应充分理解中国的立场。

　　最后，加强中美情感交流。情感是关系的纽带。“民族主义、荣誉、恐惧和其他人类情感与权力考量一道塑造着国家的行为，”〔45〕加强情感交流对增进双边军事安全互信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美中领导人都需要问自己： 我们做的将使一个社会疏远另一个社会吗？ 追求的目标值得吗？ ……关键点是每一方必须在一些举措上适应对方的观点和敏感性，特别是民众的观点和敏感性。”〔46〕双方应本着眼未来、不纠缠过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推进情感交流。

　　从美国方面来说，首先，要对中国有客观评判，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强调的，“中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增长是一个客观现实，美国必须适应之而不是妖魔化中国。”〔47〕其次，不要把美国模式强加于中国，更不要在两个社会中制造隔阂，中华民族从不抑制、排斥外部先进文化与思想，但其显著特点是以我为主体的、主动的、自主选择性学习，美国必须了解这一特点，否则，必然会导致强烈社会反弹。再次，必须警惕不要刺激中国的民族情感，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屈辱历史是中国人难以抹平的伤痛，洗刷历史耻辱是中华民族的“梦”，任何刺激中国伤痛的言行，都会激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从中国方面来说，第一，要考虑美国在比较优势下降大趋势下的心态失衡。“迅速发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48〕鉴于美国国力下降的趋势，中方要适当考虑美国作为失落者的心理承受力，不宜刺激美国的情绪，防止其作出过激反应。第二，要充分考虑到美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历史情结与利益关系。第三，要充分考虑美国的决策特点，加强与美国各阶层、团体和民众的情感交流，以达到增信释疑之目的。第四，要适度控制中国民众的情感表达。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民众自信心不断上升，但中国的国力不仅被外国人高估，也被自己高估，因而不时出现一些非理性、极端的言行，对此要加以积极引导和有效管控。

　　总之，只有中美双方努力克服战略思维、文化上的差异，在准确定位互信目标，全面了解对方战略意图的基础上，切实认同、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真诚维护共同安全利益，积极营造两国关系的社会氛围，并付诸实际行动，两国追求军事安全互信的战略目标才能逐步实现。

　　［注释］

　　〔1〕〔2〕王缉思、李侃如： 《中美战略互疑： 解析与应对》，http： / /www． brookings． edu / ～ /media/research /files/papers/2012 /3 /30%20us% 20china% 20lieberthal/0330 _china_lieberthal_chinese．pdf， 2012 年4 月，第ⅳ页，第4 页，访问日期： 2013 年11 月29 日。

　　〔3〕《军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战略互信基础》，新华网，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13-09 /21 /c_117440028． htm，2013 年9 月21 日。

　　〔4〕Michael Nacht ，Building Mutual Ｒeassurance in U． S． -China Ｒelations，http： / /www． isn． ethz． ch /Digital-Library /Publications/Detail，December 31，2012，pp． 13-14，访问日期： 2014年1 月3 日。

　　〔5〕Lewis A． Dunn，Exploring the Ｒole of U． S． -China Mutual and Cooperative Strategic Ｒestraint，http： / /www． isn． ethz． ch /Digital-Library /Publications/Detail/，31 December 2012，p． 74，问日期： 2014 年3 月7 日。

　　〔6〕Zhong Zhenming，China-US Trust Building on Nuclear Strategy：A Chinese Perspective，Program on Strategic Stability Evalution，http：/ /www． posse． gatech． edu /publications/4-zhong-posseivchina-us-trust-building-nuclear-strategy-chinese-perspective，June 2010，p． 2，访问日期： 2014 年1 月3 日。

　　〔7〕《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新华每日电讯，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mrdx /2013-01 /30 /c_132137086． htm，访问日期： 2013 年1 月30 日。

　　〔8〕〔9〕〔10〕〔13〕〔26〕〔33〕〔34〕〔35〕〔36〕〔40〕〔43〕David C． Gompert and Phillip C． Saunders，The Paradox of Power，Sino-American Strategic Ｒ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NationalDefense University Press，Washington，D． C． 2011，http： / /www． amazon． com /The-Paradox-Power-Sino-American-Vulnerability/dp /1780396627 ，December 27，2011，p． xxiv； p． 22；p． xxiv； p． 13； p． 1； p． 13； p． 21； p． 22； p． 29； p． 3； p． 11，访问日期： 2013 年11 月29 日。

　　〔11〕〔12〕Donald S． Zagoria，“U． S． -China Strategic Dialogue”，http： / /www． ncafp． org /． ． ． /US-China-Strategic-Dialogue-Ｒeport， January 17，2013，p13； p13． 访问日期： 2013 年11月29 日。

　　〔14〕〔44〕Li Bin，China's Future Nuclear Policy and the U． S． Influenceson It，http： / /www． isn． ethz． ch /Digital-Library /Publications/Detail/？ ots591 = 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 = en＆id = 161949，December 31，2012． p．61； pp． 62-63，访问日期： 2014 年1 月4 日。

　　〔15〕Shen Dingli，Building，Cooperative Engagement on Ｒegional ProliferationCrisis Management，http： / /www． isn． ethz． ch /Digital-Library /Publications/Detail/？ ots591 = 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 = en＆id = 161963，December 31，2012，p． 89，访问日期： 2013 年12 月23 日。

　　〔16〕〔32〕〔39〕Liu Chong，Strengthening Sino-U． S． Strategic Mutual Trust by Scientific-Technical Cooperation： Why and How？ http：/ /www． isn． ethz． ch /Digital-Library /Publications/Detail/？ots591 = 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 en＆id = 161974，p． 117； pp． 118-119； pp． 118-119，访问日期： 2014 年1 月4 日。

　　〔17〕《盖洛普民调： 中国取代伊朗成为美国头号敌国》，中国日报网，http： / /www． chinadaily． com． cn /hqzx /2014-02 /21 /content_17298453． htm，访问日期： 2014 年2 月21 日。

　　〔18〕Pan Zhenqiang．“Elements of A Long-Term Stable and Cooperative China-U． S． Strategic Ｒelationship”，http： / /www．isn． ethz． ch /Digital-Library /Publications/Detail/？ ots591 =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 = en＆id =161938，December 31，2012 ( 24) ，访问日期： 2014 年12月23 日。

　　〔19〕〔25〕Fan Jishe，China，U． S． and Nonproliferation： Ｒebuilding Consensus and Promoting Cooperation，http： / /www． isn． ethz．ch /Digital-Library /Publications/Detail/？ ots591 = 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 = en＆id = 161971，December31，2012，p． 108； p． 118，访问日期： 2014 年3 月7日。

　　〔20〕关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五种表现具体内容参见王志军、夏炎： 《安纳伯格之后，美国对华政策需要“五破五立”》〔J〕，《和平与发展》2014 年第5 期。

　　〔21〕Justin Logan，“China，America，and the Pivot to Asia”，《PolicyAnalysis》，No． 717 ，http： / /www． cato． org /sites/cato．org /files/pubs/pdf /pa717． pdf，January 8，2013，访问日期：2014 年3 月7 日。

　　〔22〕Dr． Ｒobert S． Ｒoss，“A Ｒealist Policy for Managing US-China Competition，Policy ”，Analysis Brief，http： / /www． stanleyfoundation．org /policyanalysis． cfm？ id = 48 ，November 2005，访问日期： 2014 年1 月4 日。

　　〔23〕郑永年： 《中美同床异梦？》〔J〕，《南都评论》2010 年10 月10 日。

　　〔24〕参见David C． Gompert，Sea Power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estern Pacific，http： / /www． rand． org，访问日期： 2014 年3月7 日。

　　〔27〕Wu Chunsi，China-U． S． Mutual Strategic Ｒestraint and ArmsControl： A Chinese Perspective，http： / /www． isn． ethz． ch /Digital-Library /Publications/Detail/？ ots591 = 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 = en＆id = 161958 ，December31，December 31，2012，pp． 82-83，访问日期： 2014 年3 月7 日。

　　〔28〕〔38〕〔41〕Li Hong，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ing theBuilding of a Stable and Cooperative U． S． -China Strategic Ｒelationship，http： / /csis． org /files/publication /issuesinsights _vol13no2． pdf December 31，2012，p29； p． 32； p． 32，访问日期： 2014 年1 月3 日。

　　〔29〕Phillip C． Saunders， Increasing Strategic Trus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Political，Diplomatic and Security Ｒealms，Agenda，”https： / /www． google． com． hk /url？ sa = t＆rct =j＆q = ＆esrc = s＆source = web＆cd = 1＆ved = 0CCcQFjAA＆url，July 13-15，2008 ， 2014． 5． 12，p． 6，访问日期： 2014 年3 月7 日。

　　〔30〕〔31〕〔42〕Toby Dalton，U． S． -China S＆T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http： / /www． isn． ethz． ch /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Detail/？ ots591 = 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 = en＆id = 161976，p. 82； p． 126，访问日期： 2014 年3 月7 日。

　　〔37〕Linton Brooks1，Building Habits of Cooperation in Pursuit of theVision： Elements and Ｒoles of Enhanced Dialogue for Strategic Ｒeassurance，http： / /www． isn． ethz． ch /Digital-Library /Publications/Detail/？ ots591 = 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 = en＆id = 161946，December 31，2012，pp． 43-44； p． 126，访问日期： 2013 年12 月23 日。

　　〔45〕［美］罗伯特·卡根： 《美国缔造的世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96 页。

　　〔46〕David Lampton，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Ｒelationship： Seeking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 S． -China Ties，http： / /www．nbr． org /publications/element． aspx？ id = 650，September 21，2013，p． 3，访问日期： 2014 年1 月3 日。

　　〔47〕Henry Kissinger，“The future of U． S． -China relations： conflictis a choice，not a necessity”，Foreign Affairs，March /April2012．

　　〔48〕［美］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2 年版，第333 页。